荼薇之名由来，源自外香品“酴醿露”。明.黄衷《海语》“酴醿露”条云：“酴醿，海国所产为盛。出大西洋国者，花如中州之牡丹。”小榄先民为应对明朝廷严酷的“海禁”政策及区分“酴醿露”之原料的“中”与“外”，而巧妙地利用方言中“荼”与“酴”、“薇”与“醿”发音的恰同，将西来的酴醿取名为“荼薇”。
荼薇的原产于西域波斯（今高加索一带），是制作蔷薇水的原料。宋.赵汝适在《诸蕃志》已云：“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其花与中国蔷薇不同。”大约在明中期,香山县的濠镜澳（即今澳门）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集散地之一后,才被引种入我国。小榄镇开始种植荼薇的时间亦在明代中香山县辖区内设立广东市舶司分支机构的前后。
中土文献提及荼薇，明.嘉靖《香山县志》或许最早。《县志》载：“花品十九，曰兰、曰菊……曰荼薇……”
蔷薇水是古代皇室的奢侈品。西域每每进贡给中国帝王的数量极为有限，它以芬芳与稀有而闻名。自进中土以来常带有几分神秘：蔷薇水是西域夷女所收集的凝结于蔷薇花上之冰露。如宋《百宝总珍集》“蔷薇水”条：“此水出南番国，如采于早辰蔷薇花上。”及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五：“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又明代嘉靖《海语》卷二“酴醿露”条描绘得更惟妙惟肖：“蛮中遇天气凄寒，零灵凝结，着地草木乃冰，澌木稼殊无香韵，惟花上琼瑶晶莹，芳芬袭人，若甘露焉......”
彼时，蔷薇水亦被用于级别最高的佛事，佛家称之为阏伽水，是供佛之物。《大日经疏》曰：“如是本尊等现前加被时。即应当稽首作礼奉阏伽水。此即香花之水。”《观自在菩萨如意轮念诵仪轨》一卷：“如取二净器盛满香水。安置坛中以用供养。”近代，不时有蔷薇水瓶从佛寺地宫出土，如1966年瑞安县慧光塔内出土的蓝色磨花高颈玻璃瓶（图见《荼薇香录》94页)，1971年无为城关宝塔底部出土的高颈圆腹瓶（图见《荼薇香录》80页)。它们均透露明显的伊斯兰风格。奉佛功能可见一斑。 酴醿露仅出现于明代嘉靖期的文籍中，是古代珠三角地区对蔷薇露（水）的俗称。
明.《华夷续考》“酴醿露”条：“……出大西洋国者，花如中州之牡丹……夷女以泽体发，腻香经月不灭，国人贮以铅瓶，行贩他国。暹罗尤特爱，重竞买略不论值。随舶至广，价亦腾贵。大抵用资香，奁之饰耳。五代时与猛火油俱充贡，谓蔷薇水云。”（……大西洋国家所出之酴醿，花的形状像中原的牡丹一样……当地女子将它收集起来用于泽养身体及头发，袭人的芳香经历数月也不散失，本国人用铅制的瓶子储藏起来，贩运到国外。暹罗人（今泰国）特别喜欢，争相重金购买从不考虑价钱，其中贩运到广州的酴醿价格昂贵，大多用于梳妆修饰之物，五代时同猛火油一起充当贡品，称为蔷薇水。）
自汉唐至清，位于珠三角的番禺（即今广州）为历代中土最大的香货集散地。由于真品酴醿露极为稀少，故当地乡民以本土蔷薇仿制酴醿露牟利。致宋后，大量仿制的酴醿露与真品同售于市。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五云：“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中土最初对荼薇真品的认识源自公元958年占城国（今越南）的贡品，南唐.张泌《妆楼记》“蔷薇水”条：“周显德五年，昆明国献蔷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灭。”
舶来的蔷薇露自古是稀罕品，屡见于历代诸番的朝贡中。以宋代为例，据《宋史》所载，建隆七年、熙宁十年、雍熙元年、大中祥符四年均有所贡，但数目不详。而记录具体数目的有咸平二年贡蔷薇水四十瓶和道元年贡蔷薇水二十琉璃瓶。相对其他香货，数量上的偏少更弥见其珍贵。
例《宋史》：“建隆元年九月，（占城国）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来朝贡。......七年，又贡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岁枣、褊桃、白沙糖、水晶指环、琉璃瓶、珊瑚树。八年，又遣使蒲陀汉等贡方物，赐以冠带、器币。”
例《宋史》：“至道元年，其国舶主蒲押陀黎赍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合，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锦二段，驼毛褥面三段，白越诺三段。引对于崇政殿......”
后元、明、清亦有记载，同样数量稀少。
如《明史》云：“须文达那，洪武十六年，国王殊旦麻勒兀达朌遣使俺八儿来朝，贡马二匹，幼苾布十五匹，隔著布、入的力布各二匹，花满直地二，番绵?直地二，兜罗绵二斤，撒剌八二个，幼赖革著一个，撒哈剌一个，及蔷薇水、沉香、降褊桃香、速香诸物......” “荼蘼花，小榄乡多植之，以亩计。洋荼蘼及玟瑰花，人皆用以蒸露。”洋荼蘼即番蔷薇，榄乡俗称荼薇。自五代沿至明清，西域诸番朝贡东方帝皇的蔷薇露就是用番蔷薇的花朵经蒸馏加工而得的香水。明代，珠三角地区称之为酴醿露或酴醿香露。
宋人崇香，自调、品评、互赠香方和香品更为联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之雅趣，颇具风尚。而撰写、整理《香谱》之类书籍则众多，如《沈立之香谱》、《事林广记》、《陈氏香谱》等，其中以收集香方为个中重要。依方调香需要各种各样的香料，广州则是中土最大的中外香料集散地，其中进口的香料占全国的5分之4还多。
广州形成于秦汉。至西晋初年，广州已是海外贸易中心。南北朝时，广州曾“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出隐海，瓖宝溢目”。唐宋间，其更雄踞全国的第一大港。元代，虽被福建的泉州所超，但作为一个国际港口，它仍在发展。
明代洪武初，朝廷所设置的广州、宁波、泉州三个市舶司中，广州口岸最被倚重。其中不乏“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等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年)，更从给事中夏言之请，撤销浙、闽两市舶司，仅允存广州市舶司—“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舶广州”，于是广州成为彼时唯一的海外贸易最大口岸，使广州的海外贸易获得空前的发展。至清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在1757年-1840年，广州还是我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不仅同南洋、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通商，而且与西欧、拉丁美洲各国发生了直接的和间接的贸易关系。
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明廷在开过之初即开始执行“海禁”政策即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明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松弛，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私人海外贸易在暗中渐有发展。何乔远《闽书》：“粤民多挟峨舸入海与夷市。”
隶属广州的香山县是珠江口盛行的“贸易之私”的萌发地。香山，扼珠江入海之咽喉。西洋商船可分走石岐县城侧的左右两支水道进出广州。如周玄暐《泾林续集》所云：“（香山）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嘉靖版《香山县志》亦记载番关于番舶补给情况的，如“山九峰分峙，多石巗、石屋、灵草，石上溜水，井美为番舶往来所汲，曰天塘水。”等。
早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香山县三灶岛人吴添进就已通番。而香山的濠镜澳依靠北接大陆，三面环海地缘优势逐渐中外海商的汇集地。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东市舶司又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此时珠江口的海上私人贸易格外活跃。霍与瑕在《霍勉斋集》曾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谁何。”
明正德年间始行抽分制，使明廷在海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且自正德后欧洲海客陆续自西而来，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最早到广州通商的西欧人是葡萄牙人。据《明史.佛朗机传》载：明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葡萄牙人依仗先进的炮舰强驶入东莞和广州。“久留不去”，“筑室立寨”，遭击退后，以相同的手法租占香山的濠镜澳（澳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赁居澳门后大兴土木，按西方建筑形式建“夷城”，雄踞海滨的城墙高耸，炮台林立，城内洋楼夷馆成片。明.王士性《广志绎》记道：“香山岙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渤泥、暹罗、真腊、三佛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逐渐效之。今则高层大夏，不减城市，聚落万矣。”，“雕楹飞檐，▉比相望”正是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国际商埠的写照。由此，澳门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中转港和广州海外贸易的外港。广州海外贸易的航线由广州起航经澳门外港出海，即所谓“广由香山澳”，其把广州与国际贸易紧紧联结起来。
各种香方中，蔷薇露是重要一味。舶来的蔷薇露自古是稀罕品，屡见于诸番的朝贡中。事实上，在宋日常所使用的蔷薇露多为赝品，如《百宝总珍集》言：“福州王承务亦有蔷薇花蒸造假者。”滨海的香山向北沿至广州的水道旁的偏僻乡村已有仿制香露的作坊，宋代郭祥正、蔡绦、王侨卿等均有文字留下。仿制之事顺延至明代。
十五至十六世纪（约明永乐至万历间），西域诸国深陷战乱、灾荒、瘟疫里，人口减少，农产量下降；加上“价格革命”的冲击，经济日益萧条，物价上涨，各类商品与原料极为匮乏。欧洲香货海商谋求在国外生产、销售而获利已成时代所趋，蔷薇露“贴牌销售”或许成为当时最佳选择。其先例亦见于《总珍集》“多用葫芦盛贮到此，用琉璃瓶儿盛卖”。所以香山县在引种洋蔷薇和蒸制蔷薇露方面自然具备“天时、地利、技术”的必然优势。 小榄荼薇酒起源于何时?据老一辈酿酒师讲述，荼薇酒始酿于明代，距今已有300多年。
在中山酒厂收集的荼薇酒酿制工艺中，有“伍公花酝”一法。其法为：“清晨摘半开花朵。剪去蒂，勿用手抄坏。先置糖少许于瓷瓶内。每一两花用糖三两洒入，一层花一层糖，如是者近顶，以糖覆之，厚纸密封三月。出浆去掉渣，储入别瓷密封。酬时，取浆少许，注入酒，甚有韵致”。
伍公乃明代岭南书画名家伍瑞隆，善画牡丹。其辟建的“玉溪园”紧挨大榄都落霞峰南麓的荼薇花田。相传，每逢三月荼薇花盛放时，画家会摘取花瓣浸泡于糖浆中。等荼薇花香全附糖浆后，用新绢隔去花渣，就得到细腻香滑的荼薇糖浆。当与名流文酒唱酬时，将荼薇糖浆注入烧酒内，可令酒芳香无比，使宾客意趣倍增。
制作伍公花酝的关键是荼薇糖浆的口感和兑入酒中的多寡，一般来说荼薇花瓣浸泡在糖浆中时间越久香气越浓但苦涩味也随之加重，故画家就选择只泡3个月左右，这样糖浆既有淡淡荼薇香味也不太苦涩。此外，用糖也有考究，虽说花瓣和白砂糖是一层加一层，但却有比例，即在糖腌花瓣前要称好两者的重量即花瓣和白砂糖的重量是按1比3来搭配。既要花瓣和砂糖叠加均匀又要刚好填满瓷瓶，这就凭经验了。
以荼薇糖浆勾兑米酒时可根据各人喜好以决定添多减少，通常嗜酒者少糖，女子或酒量浅的则多加些也无妨。按方中记载，分量为4.8。这样配制出来的花酒酒体晶莹清透，在甘醇的酒液中散发着荼薇特有的清新香气。清新淡雅的风格恰好和伍公的牡丹画交相辉映。
过去，一些家族酒坊奉伍公为酿造荼薇酒的鼻祖。每逢蒸馏荼薇酒前，会进行“拜酒尊”的仪式，以求先贤保佑酿出上等的荼薇酒。 明代初即实施严酷的海禁政策。自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范逃亡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势力和慑于日本帮助胡惟庸夺取帝位的心态，以保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一反唐、宋、元各朝代对外开放贸易的政策，实行一条仅准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形式对中国进行贸易的“时禁时开，以禁为主”的朝贡贸易政策，严禁沿海人民出海贸易。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宣布：“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时方国珍余党多人海剽掠故也。”律令有以下：
第一、禁官民二桅以上远洋船出海。
明令：奸豪势要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第二，禁私运货物出海及私贩洋货。
明令：凡将马牛、军需、铁纲、铜钱、锻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
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
纠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具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
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
为了贯彻执行海禁政策和法律，明政府制定和实行了一种“朝贡贸易”和“市舶司”管理的制度，对海外贸易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垄断。明代前期（1368年-1566年），就是按照“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原则进行朝贡贸易。嘉靖三年（1524年）“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或“揽造违式海舡，私鬻番夷者”都处以重刑；嘉靖四年（1525年），凡是双桅海船，天堂统统扣留，即便不是贩卖番物也“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嘉靖八年（1529年），严禁沿海居民“居积番货，以为窝主”所有航海大船统统“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嘉靖十二年（1533年）“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并实行连坐法“自后沿海居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为应对“海禁”，西来之酴醿被小榄先民称作荼薇亦是因之。
“海禁”政策崩松于清道光时的鸦片战争前，即1840年前，而“洋荼蘼”始见于官方文献的是道光版《香山县志》，其成书时间为道光八年即1828年，两者时间相若，也可佐证之。按此，更可以解释为何1828年前荼薇鲜见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