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初唐四杰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杨炯所写的诗现存者较少，但所写的离别诗却有几首，其《送临津房少府》是写得较好的：
歧路三秋别，江津万里长，烟霞驻征盖，弦奏侯飞觞。
阶树含斜阳，池风泛早凉，赠言未终竟，涕泪忽粘裳。
而《途中》一首写游子的悲哀，直似汉魏风致：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涂路盈千里，山川巨百重。
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锋，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
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
又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山川。预祝赵纵此去前途光明，写得豪迈动人。
卢照邻也写一些送别诗，较好的如：
津谷朝行远，冰川夕望曛，……谁怨仙舟上，携手独
思君。(《晚渡滹沱敬赠魏大》)
还有“寥落百年事，徘徊万里忧”的浩叹。
骆宾王写的送别诗比杨、卢为多。他的《送吴七游蜀》、《别李峤得胜字》都是很好的赠别诗，《于易水送人》慷慨激昂，笔力遒劲：
此地别燕舟，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诗题虽为送人，实则是借燕舟送别荆柯的故事，表达诗人悲壮激昂的感情。马茂云评曰：“把思古之情和别离之感结合起来，表现了极为激昂的现实意义，惜所送之人与本事已不可考。”(《唐诗选》)
总之，四杰将南朝着重于惜别情绪抒发的送别诗发展到可以熔铸社会人生实感的新阶级，为唐人“送行数百首，各以铿其工。”①的送别诗开拓了崭新的艺术道路。
四杰其他题材的诗歌也值得注意。怀古诗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闺怨诗摹写思妇情怀，细致入微，情致缠绵;咏物诗比兴寄托，暗寓身世……总之，绝少无病呻吟之作。
由此可见，四杰诗歌创作从根本上完成了初唐诗对象的转变和表现范围的扩大，使之“从宫廷走到了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指示广阔的艺术天地：并由此改变了自六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诗歌路线，重新确立了诗歌反映显示和言志抒情的康庄大道。反映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抒发自己的人生情感是四杰诗歌的两大主题，后者更是经常咏叹的主旋律。他们诗中的浪漫理想和进取精神，仕途坎坷颠沛流离的人生命运，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勃郁之气，同样构成了当时文人的心灵历程。虽然他们的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不够广和深，还没有把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刻画出来，也比不上盛唐和中唐的某些优秀诗人，但是他们却代表了众多文人志士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文人志士的自我形象，正是诗歌的艺术准则。他们的歌唱，是唐代诗坛的第一个高峰，是南朝以来两百年间影响的第一阵春露，预示着诗歌繁荣时期的到来。其诗以表现社会化的人生情怀为主题，无疑已是盛唐之音的前奏。对于唐代诗歌的发展，其荜路蓝缕之功决不亚于陈子昂。
(二)诗体的推进
四杰诗歌创作在拓展题材和内容的同时，也大大推进了唐诗体式的完善。唐人将诗体作了鼎足而三的区分：“凡效汉魏以下诗，声律未叶者，名注体;其所变诗，则声律之叶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体，为近体;而七言古诗，于往体外另为一目，又或名为歌行。”②值得注意的是唐人为何要将歌行单列到一目，从诗体的演进来看，五言古诗勃兴于东汉，建安正始间已取得辉煌成就，成为一种成熟的诗体。
无疑，五律也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七言诗虽相传在汉武帝君臣联句的“柏梁体”中孕育，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歌行则是曹丕《燕歌行》，其诗句之用韵，不失为言情佳作，但终有内容贫弱，风格柔靡之嫌。刘宋时鲍照、汤惠休等少数诗人有七言歌行的制作，直至梁陈，写作七言方蔚为风气。四杰对诗体的推进也就表现在律诗和歌行两方面。由于禀性不同，四杰在艺术上也各有擅胜。王、杨长于近体律诗，而卢、骆的歌行体更为出色，前者的近体诗显得紧凑，后者的歌行则气势充沛。当然，卢、骆也作五律，而王、杨中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并不在此。
从律诗形成历程来看，齐永明中沈约、谢眺等人创为“新体”，以声律的研究自别于古体诗。声律学说也在齐永明间产生，讲求音韵拘限声病的五言“新变体”由此产生。讲求声律的基础原则是从异声相配中突出声音高低起伏的节奏，以取得变化错综的音响美，即“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需切响”。因而注重一联诗内四声的相异安排，要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①至于两联之间在声韵上如何接合却没有明确的规则，通常是运用一种律联叠构成句，结果错误百出。为克服这一弊端，诗人们逐渐以两种律联结合使用，如将一种律联“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和另一律联“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结合，就形成：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的平仄格式。这就使两个律联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辅相成。在同和异的对立统一交织出优美的声律形式，取得良好的声律效果。由于上联对句和下联出句、上联出句和下联对句韵头相同，就形成了后世所谓的“粘”。《声律四谱》云：“单句成句，句不能成诗;双句为联，联则生对;双联为韵，韵则生粘。”齐梁以来的宫体诗也非常讲究声律的协调和婉，沈约等人提倡诗里调协四声，避免八病。他们虽片面追求形式而遭到过当时一些人的反对，但其中也有合乎语言声调自然发展规律的成分，为以后律诗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声律论的影响下，南朝诗人如沈约、何逊、徐陵、庾信等人，尽管他们仍以一种律联叠构成句为主，但参用两种律联的倾向已较明显，况且他们都尝试过律诗的创作，并在创作中不断推进律诗的发展沈德潜称赞他们已看唐人五言体。至唐初，时人特重偶时，但未能进一步发展沈、何、徐、庾诗中的粘联趋势。因而贞观以来到四杰前的代表诗人虞世南、唐太宗、上官仪等辈的诗，虽在用韵、属对上很见工夫，却往往失粘。相比较而言，沈、何、徐、庾的五律，，虽然格律不严，但已初具规模，有了协调和婉的特点，处于古诗到律诗的过渡状态。在他们的基础上，四杰进一步加以锤炼。四杰对五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前人诗作中的粘联趋势，使粘联构律成为一种主导方式，让同一律联叠构成律的方式渐淘汰。卢骆五言诗中古、律的区别已很分明，其律体大多合律，王杨律体几乎全部合律。例如王勃的《重别薛华》、《送杜少府任之蜀州》，杨炯的《有所思》，骆宾王的《秋月送别》、《在狱咏蝉》，卢照邻的《元日述怀》等，对仗工稳，音韵谐美，已是完整的五律，历来被人们所称引。四杰把正在发展中的律诗写得更加成熟，对于粘联的充分注意，使声律韵律、对仗为核心的格律规范趋向完善，从而完成了五言律诗的基本定型，这也为沈佺期、宋之问最后完成五、七律的格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