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面的文化巨匠。然而，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终其一生，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至礼部尚书，但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甚至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苏轼在一生中所经历的大喜大悲，绝非一般士人所能想象。
在沉浮不定、变幻无常的苦乐人生面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其诗文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山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入世哲学与佛老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入世精神表露无遗。
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
当时***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谪居海南期间，他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苏轼一生有两次大的失意，先后谪居黄州、惠州、儋州***达十余年。在这些时日里，他更多地把佛老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
谪居黄州时，苏轼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迁居》）这表明道家的逍遥游世的人生态度这时已对他发生了重要影响。此时，一种退隐之念油然而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有时，他也不免有一丝失意状态下的伤感，吟唱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却被无情恼”等名句。在其失意之时，佛道出世界频频出于笔端。
倾心佛老，并不表明苏轼已隐于消沉而不能自拔。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表明，他信佛老，意在完善人格修养。在惠州时，他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的名句，表现了一种超然于纷争之处的淡泊心境。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定风波》）
这是一种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哲学。有了这种人生境界，即使长期身居天涯海角，他也达观地看待身边的一切：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减字木兰花》）
这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适的心态。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面前，个人的进退成败已变得微不足道。胸中的荣辱得失之念已成为眼云烟。
苏轼以儒道交替为主调的人生观，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知识分子在极为有限的自由时空中寻求生命价值实现途径的独特心态。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儒道互补”人格模式与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苏轼与陶渊明都是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苏轼晚年几乎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了一遍。这不仅使苏诗在艺术上攀升到了更新的高度，而且使苏轼与陶渊明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两个“儒道互补”人格模式的典范。以苏轻绝妙的诗词、文赋为载体，以***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榜样，“儒道互补”对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他们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
他在对佛教的理解中，理智的追求占有更大的比重。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领会佛说，“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观其临祸福死生之际，不容伪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真伪之候，见于言语。”对佛，他说自己“难化”，他在《与参寥子二首》中自我检讨说：“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屡起，数为世务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他给友人写信中，还说到自己虽然慕佛道，诵《楞伽》，但实无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