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作只能跟产生杰作的时间的环境联系起来才能真正阐明，这个道理已成为文学研究的常识之一。但是，很多人都这样说：如果把这个常识作某种极端的理解，文学研究者的心智胶着地固定在阐明作品产生的时间与环境里，反而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受到冷落，这就未免有买椟还珠之讥。陈寅恪先生著名的“诗史互证”方法能否经得起这一批评？换言之，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有无真正的贡献？在很多文史研究者的内心里，这其实正是一个疑问。本文限于篇幅，仅以陈先生笺证白居易名篇《长恨歌》为例，回应这一疑问。 从白居易《长恨歌》到洪升的《长生殿》，再到当代文艺中各种各样以此为题材的创作，李杨爱情已成为中国文化中流传一千多年、并无可置疑地仍将继续流传下去的一个重要故事。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长期踵事增华的历史，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心理意识的因悠久而悠久丰厚的浓度，我们几乎忘记了一个原初的提问：这个故事的来源在哪里？李杨爱情究竟有几分历史的真实性？白居易多大程度上根据民间的传说想象加工而成？我在讲授这篇作品的时候，学生多人次地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幼稚的问题：“李杨究竟有无爱情？”我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所提的问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能用很原则的学院派批评术语如“混淆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类将他们的问题打发掉。这样做只不过是用大而化之的理论轻而易举地扼杀了学生可贵的好奇心，其实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你总得拿出证据来以事实服人。而要真正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说，陈先生的笺证就显出了极可珍视的启示线索。 在《元白诗笺证稿》关于《长恨歌》的一系列精彩考证中，陈寅恪的工作无非是体现在“证实”与“证虚”两个方面。证实就是证明白居易诗中可靠的历史事实依据，证虚即是表明哪些是白居易的虚构。关于前者陈寅恪的发现是极丰富的，譬如关于杨玉环的身世之谜；以及从“云鬓花颜金步摇”句证明其中所包含的唐代贵族妇女的时妆实录；从“惊破霓裳羽衣舞”句中的“破”字考见一个重要的唐代乐舞术语及乐天用语之“浑成”；从“西出都城百余里”的“西”字，考见乐天对于史实的稔熟与下笔的不误；从“风吹仙袂飘飘举”一句，考出乐天所写杨妃亲舞霓裳羽衣舞，实有其事，等等，从而证明此诗写作在社会生活与习俗层面上确有相当程度上可称得上严谨的事实根据。至于有关唐明皇在杨玉环死后是否相思不已这一重大史实关节问题，唯一一个传说根据正是他在往返蜀地之时雨中闻铃音而伤心肠断。陈氏从新旧《唐书》中唐玄宗幸蜀的记载，以及“雨霖铃”此一曲调的源流，考证了此一传说的种种来源，以及种种材料之间比较而言的可信性。其可信者，正是白居易“夜雨闻霖肠断声”一句所本。至于此种种来源的真实可靠程度如何，陈先生在材料的限制下，基本上是持不置可否的谨慎态度。 于是更大的发明在于：陈寅恪又同时对这个故事的核心即李杨相思的真实可靠性问题，做出了颠覆性的考证。这集中体现在关于“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虚语时”一句的关键性考证中。陈寅恪花了大量的力气证明唐代的温泉的作用在于祛寒去风，又详检两《唐书》，均无一次有关玄宗驻跸温泉的记载，从而由此证明了玄宗与杨妃决无可能在夏季里到达华清宫之理。为避免推论的环节越多，根据越薄弱的毛病，他又补充了长生殿是唐代祀神沐浴之斋宫，决无曲叙儿女私情之理这一地点上的证据。陈寅恪使用材料的范围极为广博，此一结论可成定论。其次，陈寅恪又根据《长恨歌传》文及异本校读等得出证据，证明开篇“汉皇重色思轻国”一句“实暗启此歌下半段故事”，即白居易实受汉武帝故事之启发而虚构了同样的一个人仙相恋的爱情故事。所谓“李杨爱情”的历史真实，经过陈氏的精湛考辨，实际上早已大白于天下。只是，依陈先生考证工作的“家法”“取证范围要大，结论要小”，不曾明确说出而已。 李杨爱情故事，基本上属于唐代文人白居易、陈鸿之“特创”。至于她之所以流传千年，其中融入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间老百姓的理想与爱情观念。这也是陈寅恪考证的启示意义之一。如果我们能对于陈先生的“诗史互证”细读多思，其中的启示意义都极为丰富，我们或许能改变对于陈氏研究方法与文学关系的看似有理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