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言文,冯从吾,字仲好,
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西安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晚明著名学者。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创办关中书院，人称“关西夫子”。
冯从吾是明代关学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的集大成者，并是东林党在西北的领袖。
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 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陕西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
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万历三十七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悉（西）园拨地，筹建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经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
关学自张载于北宋初始创，后因朱子学兴起，迄南宋及金元日趋消沉，然至明代，因有吕泾野（木冉）诸君重振之功，关学遂有勃兴，至晚明由冯从吾而总其成，从吾遂为泾野之后关中之第一人。李二曲说：“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答董郡伯》，载《二曲集》卷17，中华书局1996年版）故研究明代关学，冯从吾之思想是不能绕过的。然“以礼教为本”和崇尚气学的张载关学，其学脉在张载卒后则几经变化，先有诸吕卒业于二程门下，后“关中人士”亦“多及程子之门”；继有朱子学之北传，北方有许鲁斋衍朱子之绪，关中学人如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至明代，阳明学崛起东南，渭南南元善传其说，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经数十年之传播，“王学特盛”，如吕泾野从学于湛甘泉，切琢于王门弟子邹东廓（守益），足见关中士人多向心学。从吾受学于许孚远（敬艹奄），受其影响既主“格物”，又信“良知”，遂能“统程、朱、陆、王而一之”（以上见《柏景伟小识》，载《关学续编》），走出自己的学术之路。黄宗羲将冯列于“甘泉学案”，但其由张载所开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则在从吾身上有着深刻的印迹。从吾所面对的是晚明王学空疏学风日渐泛滥的学术局面，遂能以救时弊为己任，且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风格，并开明末西部学术向实学转向之先。
2. 文言文,冯从吾,字仲好,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西安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晚明著名学者。
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创办关中书院，人称“关西夫子”。冯从吾是明代关学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的集大成者，并是东林党在西北的领袖。
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
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陕西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
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万历三十七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悉（西）园拨地，筹建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
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
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经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
关学自张载于北宋初始创，后因朱子学兴起，迄南宋及金元日趋消沉，然至明代，因有吕泾野（木冉）诸君重振之功，关学遂有勃兴，至晚明由冯从吾而总其成，从吾遂为泾野之后关中之第一人。李二曲说：“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
（《答董郡伯》，载《二曲集》卷17，中华书局1996年版）故研究明代关学，冯从吾之思想是不能绕过的。然“以礼教为本”和崇尚气学的张载关学，其学脉在张载卒后则几经变化，先有诸吕卒业于二程门下，后“关中人士”亦“多及程子之门”；继有朱子学之北传，北方有许鲁斋衍朱子之绪，关中学人如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至明代，阳明学崛起东南，渭南南元善传其说，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
经数十年之传播，“王学特盛”，如吕泾野从学于湛甘泉，切琢于王门弟子邹东廓（守益），足见关中士人多向心学。从吾受学于许孚远（敬艹奄），受其影响既主“格物”，又信“良知”，遂能“统程、朱、陆、王而一之”（以上见《柏景伟小识》，载《关学续编》），走出自己的学术之路。
黄宗羲将冯列于“甘泉学案”，但其由张载所开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则在从吾身上有着深刻的印迹。从吾所面对的是晚明王学空疏学风日渐泛滥的学术局面，遂能以救时弊为己任，且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风格，并开明末西部学术向实学转向之先。
3. “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文中有何敏感词是这篇吗卷二百三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李植（羊可立） 江东之 汤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孙振基（子必显）丁元荐（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李植，字汝培。
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举万历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
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
居正党率倚爵以自结于保，爵势益张。而帝雅衔居正、保，未有以发。
御史江东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
植遂发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
植、东之由是受知于帝。明年，植巡按畿辅，请宽居正所定百官乘驿之禁，从之。
帝用礼部尚书徐学谟言，将卜寿宫于大峪山。植扈行阅视，谓其地未善。
欲偕东之疏争，不果。明年，植还朝。
时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论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结，亦颇引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为重。
执政方忌中行、用贤，且心害植三人宠。会争御史丁此吕事及论学谟卜寿宫之非，与申时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副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败，此吕发其事。
又言：“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而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至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显为劝进。”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据文艺，安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请敕吏部核官评，以定去留。
尚书杨巍议黜雒文，改调应科、檄，留启愚、光启，而言此吕不顾经旨，陷启愚大逆。此吕坐谪。
植、东之及同官杨四知、给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语侵时行。东之疏言：“时行以二子皆登科，不乐此吕言科场事。
巍虽庇居正，实媚时行。”时行、巍并求去。
帝欲慰留时行，召还此吕，以两解之。有丁、国言不谪此吕，无以安时行、巍心。
国反覆诋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贤为党。中行、用贤疏辨求去，语皆侵国，用贤语尤峻。
国避位不出。于是左都御史赵锦，副都御史石星，尚书王遴、潘季驯、杨兆，侍郎沈鲤、陆光祖、舒化、何起鸣、褚鈇，大理卿温纯，及都给事中齐世臣、御史刘怀恕等，极论时行、国、巍不宜去。
主事张正鹄、南京郎中汪应蛟、御史李廷彦、蔡时鼎、黄师颜等又力攻请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
迩者袭请留居正遗风，辅臣辞位，群起奏留，赞德称功，联章累牍。此谄谀之极，甚可耻也。
祖宗二百余年以来，无谏官论事为吏部劾罢者，则又壅蔽之渐，不可长也。”帝竟留三臣，责言者如锦等指。
其后，启愚卒为南京给事中刘一相劾去，时行亦不能救也。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阴相庇，独植、东之、可立能发其奸，欲骤贵之，风示廷臣。
一相又劾锦衣都督刘守有匿居正家资。帝乃谕内阁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学、赵世卿及植、东之凡五人。
时行等力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骤迁。帝重违大臣意，议虽寝，心犹欲用植等。
顷之，植劾刑部尚书潘季驯朋党奸逆，诬上欺君，季驯坐削籍。帝遂手诏吏部擢植太仆少卿，东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宝少卿，并添注。
廷臣益忌植等。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权臣，狱有冤囚，则旱。
植数为人言：‘至尊呼我为儿，每观没入宝玩则喜我。’其无忌惮如此。
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实由于植。”
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国，以善其后；中行迫欲得植秉铨，而骋其私。倘其计得行，势必尽毒善类，今日旱灾犹其小者。”
其他语绝狂诞。所称尚书，谓季驯也。
疏上，未报，御史龚懋贤、孙愈贤继之。东之发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贤及张岳、邹元标数臣，忠义天植，之死不移，臣实安为之党，乐从之游。
今指植与交欢为党，则植犹未若臣之密，愿先罢臣官。”不允。
可立亦抗言：“奸党怀冯、张私惠，造不根之辞，以倾建言诸臣，势不尽去臣等不止。”乞罢职。
章下内阁，时行等请诘可立奸党主名。帝仍欲两为之解，寝阁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谏官言事，当顾国家大体，毋以私灭公，犯者必罪。”
植、东之求去，不许。给事御史齐世臣、吴定等交章劾可立不当代植辨。
报曰：“朕方忧旱，诸臣何纷争？”乃已。七月，御史龚仲庆又劾植、中行、思孝为邪臣，帝恶其排挤，出之外。
世臣及御史顾钤等连章论救，不听。是时，竟用学谟言，作寿宫于大峪山。
八月，役既兴矣，大学士王锡爵，植馆师，东之、可立又尝特荐之于朝，锡爵故以面折张居正，为时所重。三人念时行去，锡爵必为首辅，而寿宫地有石，时行以学谟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奏请改图。
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今凿石以安寿宫者，与曩所立表，其地不一。
朦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谋国之忠也。”时行奏辨，言：“车驾初阅时，植、东之见臣直庐，力言形龙山不如大峪。
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其借事倾臣明甚。”
帝责三人不宜以葬师术责辅臣，夺俸半岁。三人以明习葬法荐侍郎张岳、太常何源。
两人方疏辞，锡爵忽奏言耻为植三人所引，义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张、冯之狱，上志先定，言者。
4. 赞颂孟子的诗歌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 收题咏371篇，分别录自孟子林墓、孟府，孟母林墓祠庙，孟母三迁处、断机堂，子思书院等处的历史石刻；明代成化本《孔颜孟三氏志》、嘉靖本《三迁志》、万历本《孟志》、天启本《三迁志》，清代雍正本《三迁志》、光绪本《重纂三迁志》，以及历代《邹县志》等有关书籍。
本书收录题咏的时限，起自汉代，截至清末。在这一时限内，上述石刻与史籍所载之关于孟子或与孟子有密切关系的孟母、子思的题咏，凡能见到者均全部收入。
本书在收集有关资料时，坚持采用原始出处的原则。凡既有石刻又有刊印者，一律采用石刻，或石刻已毁而刊印又有多种版本者，一律采用最早版本。
本书内容包括：拜谒亚圣邹国公墓留题、敬谒先师邹国公祠、驺弱孟子庙碑铬、太师右丞相过邹孟子之碑颂、首谒亚圣公题诗等内容。 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下载 大众点评 书评 邹，孟子故里。
春秋时称邾、邾娄，战国时为邹国，秦汉时置驺县。后又称邹县，现在其境内设邹城市。
这里有孟子的林墓、祠庙，还有孟母三迁处、断机处，子思作《中庸》处，子思书院、子思祠等与孟子有关的古代遗迹、遗址及纪念性建筑。如岗如阜的陵墓，桧柏掩映的殿庑，历尽沧桑的遗址，是历代人们凭吊、拜谒、祭祀孟子的圣地，也是学士文人对儒学寻根求源的圣地。
人们前来凭吊、拜谒、祭祀孟子，总会为一种情感所驱动；而凭吊、拜谒、祭祀之后，又会使这种情感得到慰藉并进一步升华，以至感慨万千。这种情感的表述，题咏当然是最雅的形式。
“邹城南去有名祠，满地丰碑满壁诗。”“题勒半穷凫峄石，可能写得七篇终？”这是拜谒者对孟庙题咏之多而发出的赞美与感叹。
然而，孟庙并不是在孟子殁后就有，而是在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由孔子45代孙孔道辅创建。当时，孟子虽再度受到孙复、胡瑗、石介三先生的推崇，但官方尚未认可。
直到元丰六年 （1083年），才被追封为邹国公。随之，孟庙也由远离邹城三十余里的四基山孟子墓侧迁至邹城东郭。
因地势低洼易遭水患，宣和三年（1121年）又由邑士徐祓等捐资，由县城东郭移至南门外道左，即今址。因此，在北宋之前是没有孟庙题咏的。
但是，早在西汉，就有了对孟母的赞颂。这些赞颂，名日赞颂孟母，实由孟子而引发，在赞颂孟母中，也蕴含了对孟子的赞许。
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孟子颂》曰：“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
西晋左芬《孟母赞》曰：“断机激子，广以坟奥。
聪达知礼，敷述圣道。”这是咏孟诗歌的萌芽。
北宋题咏孟子的诗歌，也并非存于孟庙，而是存于尊崇孟子的部分学者、政治家的诗词文集之中。如，与范仲淹齐名的韩琦作《孟子赞》，进一步肯定了唐代韩愈对孟子的赞誉：“醇而醇者，孟氏而止。”
“较其大功，盖禹之比。”“孔子之后，一人而已。”
王安石则吟出七绝：“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成为孟子千余年之后的知音。 北宋虽然创建了孟庙，然而人们对它的接受还有一个过程。
还未等人们诗兴作起，女真人便赶走了徽、钦二帝，邹县也就成了金朝的领地。因无人间津，孟庙荒芜了。
“先师立教尊姬孔，其土一祠犹草莱。”这是；通判赵鼎谒庙后留下的哀叹。
拜谒者悄悄来到孟庙，或将题咏刻于碑阴，或将题咏藏于橐囊，以待来日。金代的题孟诗歌虽然很少，但留存于孟庙的题孟诗歌却从这个朝代始见。
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将孔孟都追封了最高的爵位，一个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一个是邹国亚圣公。连孟子父母也分别追封为“邾国公”、“邾国宣献夫人”。
这时孟庙得到重修、扩建，谒庙者与日俱增。然不知何故，题名者有之，题咏者罕见。
所留下的几篇诗句仅系于碑文之末。如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张颈，在《驺孟子庙碑铭》中替孟子疾呼：“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谁？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无有乎尔兮孰知我悲？” 明太祖一统天下之后，虽崇儒重道，但当读到《孟子》中“土介”、“寇仇”之语时，却大为反感，不仅命刘三吾作《孟子节文》，删去《孟子》85章，而且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
在孟子遭受冷落的情况下，邹县的地方官吏仍竞相重修孟庙。首任知县桂孟谒庙后写道：“书藏老屋苍苔雨，庙枕荒郊古木风。
藻荐一杯浇断础，拟将微力效前功。”。
因孟庙邻近古道，邹县境内又设邾城、界河两处驿站，途经的朝廷要员络绎不绝地到孟庙拜谒，他们用最美妙的诗句，尽情地颂扬孟子。如，书吏尤存作《祀孟子之歌》：“泰山岩岩，配禹超荀，功业炽兮。
命世亚圣，醇乎其醇，崇仁义兮。绍尧继舜，道传其身，赖不坠兮……”专供主祀者祭孟时吟颂。
河东薛碹书律诗：“邹国丛祠古道边，满林松柏带苍烟。远同阙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岁传……”刻石镶于祠壁。
其后王华商、邵贤等竞相次其韵志感。监察御史陈洙、李棂则在同谒孟庙后，分别用同韵五言古风“发明孟夫子命名之意”。
多人同咏一题者比比皆是，一人题咏多题者屡见不鲜。如，东官后学卢瑛田谒庙后口占自警诗三章，改亭山人徐炳分别以孟庙、孟林、孟母祠等为题以五言古风及七绝赋诗六首，阳明学的继承者许。
5. 汉惠帝时的“挟书之禁”表现为什么特征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 杨世文选辑，杨玲校点，舒大刚审稿 《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四卷，杨世文选辑，杨玲校点。
孔子创立的儒学，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经学。汉初尊黄老，儒学主要通过民间流传。
文、景二帝始留意学术，开献书之路，山岩屋壁之书渐出。又为儒经设立博士。
如张生、晁错为《书》博士，辕固生、韩婴为《诗》博士，胡毋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此时儒学的地位虽不及黄老，但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开始走向庙堂。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立“五经博士”。由于利禄之途大开，儒学风气转盛，出现了“经学昌明”与“经学极盛”时代。
两汉经学传授，重视师法和家法。考《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载，师法的授受源流，厘然区分，不相杂厕，犹干之生枝，枝之生叶，十分繁茂。
“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皮锡瑞《经学历史》）。 汉代经学亦讲“通经致用”。
经学既是实施教化的重要工具，又要为国家大政、礼仪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尚书》、《春秋》可以折狱，《诗》可以讽谏，《禹贡》可以治河，《易》和《洪范》可以推灾异。
经学颇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皇帝往往聚集经学之士，讨论五经疑义，西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即其最著者。
两汉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古文的区分，首先表现在文本上，其次对经义的解说也各有区别。
西汉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经学都属于今文经学。自从汉惠帝“除挟书之禁”后，郡国民间不断有古文写本的经典、文献被发现。
如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所得书、鲁***王坏孔子宅所得书，多古文先秦旧书。此外，秘阁中还收藏有《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传，《费氏易》、《毛诗》也一直流传于民间。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原本各守家法，各自流传，相安无事。到汉哀帝时，刘歆要求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家的强烈反对，于是今、古文经学之争遂起。
虽然古文经学终两汉之世都没有成为官学，但东汉前期学界大儒如桓谭、班固、郑兴、杜林、陈元、贾逵等人都是古文学家。习古文者多受重用，古文经学实际上已享有与今文经学同等的政治待遇。
东汉后期，涌现了马融、许慎、服虔、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打破今、古文壁垒，熔今、古文经学为一炉。
他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至此，两汉经学进入全盛时期。
到三国时，经学已成强弩之末。面对老庄、释氏等文化的挑战，儒学也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干戈频兴，篡乱相乘。但是，动乱之政治环境并没有阻断学术文化之发展，“学术尚有传统，人物尚有规仪，在文化大体系上，亦多创辟”（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
这一时期儒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上。《易》王弼注，《论语》何晏集解，《左传》杜预集解，《谷梁》范宁集解，《尔雅》郭璞注，《尚书》孔安国传（伪托），皆出于魏晋时期。
当时还创造了一种义疏体裁，惜多佚失，只存皇侃《论语义疏》尚可见其大略。唐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疏之部分，十之八九亦取自南北朝。
此期学者对儒家经学之贡献，不可小视。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几个特征，一是儒玄兼该，文史并重。
二是儒家学者，多通佛老。三是学术传承，多以家学。
四是南北学风，略有差异。 汉至南北朝儒人传记，主要有历朝“正史”及各类“先儒传”和“先贤传”记载，但碑传则是他们最原始、最详尽的记录。
碑志滥觞于先秦，形成于两汉。东汉崔瑗、蔡邕等都是碑志名家。
三国两晋时禁止立碑，于是墓碑由大缩小，以便埋入墓圹。也有因担心墓碑日久损毁，而另于墓中置石记以志久远者。
南北朝时墓志始从碑的一类独立出来，有了“墓志”之称。北朝墓志比较发达，其中又以北魏为代表，北魏墓志数量众多，形制规范（大多呈正方形），志文书体亦开隋唐楷书之先河，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魏碑体”。
南朝墓志则较北朝为少。南朝人甚至认为“石志不出礼典”（王俭语），而语多简略。
总的来说，两汉魏晋南北朝留传下来的碑传不多，吉光片羽，实属瑰宝。兹遍查文献，以及文物，辑录其有儒学事迹者五十余篇，涉及近五十人，总为一集，以备篇简焉。
《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 舒大刚选辑，杨玲校点，郭齐、李文泽审稿 《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六十卷，舒大刚选辑，杨玲校点。 隋代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学术也逐渐趋于统一。
隋初统治者比较注意儒学，隋文帝杨坚实施笼络儒士的政策，一度出现了儒学兴盛的局面：“齐、鲁、赵、魏后，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但文帝暮年，精力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到仁寿年间，下令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改弦更张，复开庠序，史称“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
当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刘焯、刘炫）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