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生平
李贺（790－816），字长吉，中唐著名诗人。河南福昌人，唐宗室后裔，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18岁到东都洛阳，以《雁门太守行》拜见韩愈，备受赞赏，遂声名远扬。21岁参加河南府试，被荐举进士，但遭小人的嫉妒和攻击，说李贺父名晋肃的“晋”与进士之“进”同音，犯家讳，依据礼法惯例，应避讳不得参试。李贺被迫放弃了考进士的权利，断绝了仁途之路，以后他一直陷于抑郁痛苦之中。后经人推荐，到长安任从九品的太常寺奉礼郎小官，地位卑微，李贺不堪屈辱，任期未满就告病辞官。年仅27岁，就病卒家中。其作品集为《李长吉歌诗》。他的诗歌在唐诗中别出一格，被称为“长吉体”。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宜阳)昌谷人。生于唐德宗(李适)贞元(791)，死于宪宗(李纯)元和个二年(817)。一***只活了二十七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富有才华而不幸短命的诗人。
李贺的父亲名李晋肃。曾任边疆小吏，死得很早。只因“晋”字与进士之“进”同音，一些忌才的人，以此作为借口，认为应避君父之讳，不得应进士之试。尽管当时名倾朝野的韩愈写《讳辩》为其辩解，也无济于事。这对少年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为了养家糊口，李贺只得作了个听人指使，唯命是从的“从九品上”奉礼郎的小官。
少年李贺，家境贫困，酷爱诗书，过度的苦吟攻读，使他身体早衰：《新唐书》说他“七岁能辞章”，又说；“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 《旧唐书》说他：“手笔敏疾，尤长于歌篇。”可见他早熟而文思敏捷。相传韩愈，皇甫湜最初对李贺的诗才还抱怀疑态度，两人同时到他家去，要求面试，李贺当即仿古乐府制题，草《高轩过》，两人看了，大为赞赏，韩愈回长安后，就对李贺大为赞扬。
李贺有无妻室?新，旧书传都没提到。从他自己的诗篇中，倒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佐证； 《咏怀二首其一》，以司马长卿自况：“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得意地表露了新婚后琴书自娱之乐；《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中更后悔不该过早地离家：“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古诗： “飞来双白鹤，乃从西北方，……妻卒被病，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妻子在家患病，而自己却远去长安。竟以父讳不得应试，落第而归，在《出城》中就想到了见面时如何相告；“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这些都可以说明，李贺不但成了家，而且夫妻间的感情，还非常融洽和好。
李贺虽然家境清寒，毕竟还是皇族宗室，与压在社会底层的贫苦细民，还不能完全划等号。就拿他借贷而来的住宅看，有庭院，有果树， “横庭鼠径空土涩，出篱大枣垂珠残。”(《仁和里杂叙皇甫浞》)从他日常的生活看，有奴仆伺候， 昌谷读书，巴童陪伴，马背寻诗，奚奴跟随，回家还得侍婢为其探囊取诗。经常饮酒，而且每饮必醉： “醺醺今夕酒，缃帙去时书。” (《示弟》)旧传说他每日出游寻诗，得句即投古锦囊中， “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李贺对酒之所以有特殊爱好，主要是借它浇灭心中郁积的愤火！ “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枢窄。” (《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旦夕成内热，渴饮壶中酒。” (《长歌续短歌》)短短的二十多年，除了酣饮，就是苦吟。他母亲每晚从古锦囊中看到他所写的诗稿，总是生气的说： “这孩子非得把他的心呕出来不可！”酣饮和苦吟，是促使他天不永年的主要因素。而李贺之所以沉缅于诗和酒，则又是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冷酷的社会现实加之于他身上的结果。“人生有穷拙，日暮聊饮酒”(《赠陈商》)，“壶中唤天云不开” (《开愁歌》)， “劝君终日酩酊醉！”(《将进酒》) “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象这样夜以继日地酣饮苦吟，无怪乎要“歌成鬓先改” (《长歌续短歌》)了！
李贺除福昌昌谷老家外，洛阳还有一所旧居。诗篇中就有《自昌谷到洛后门》。寒冬十月，冲风冒雪到那里去问卜：是“南去楚”还是“西适秦”?李商隐也说他； “往往独骑往还京雒。” (《李长吉小传》)在洛阳，经常去看皇甫湜，皇甫湜进京，还特地赶到城外去送：“凭轩一双泪，奉坠绿衣前！”(《洛阳城外别皇甫浞》)
当时与李贺过从较密的，有权酶、杨敬之，王恭元、崔植，张彻，沈亚之，陈商、张又新、李汉、沈子明等，他们都先后进士及第。王恭元、杨敬之特别喜爱李贺的诗，往往抄写他的作品，拿回家去。沈亚之最初进士落第，李贺为其鸣不平，写诗劝慰： “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并鼓励他不要灰心，来年再试： “吾闻壮夫重心骨，古人三走无摧摔，请君待旦事长鞭，他日还辕及秋律。” (《送沈亚之歌》)沈亚之接受了这个意见，元和十年，终于考取进土。
反映在李贺诗篇里也有积极进取，心雄志决的一面， “少年心事当拿云” (《致酒行》)，“二十男儿那刺促” (《浩歌》)? “男儿屈穷心不穷”(《野歌》)， “丈夫快意方为欢” (《相劝酒》)！甚至想到：“世上英雄本无主” (《浩歌》)， “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十三首·其五》)?自己要， “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五》)！无奈好景不长，象当时的政局一样，由短暂的光明，很快又回复到黑暗浑沌之中；“只今道已塞”(《赠陈商》)，“甘作藏雾豹” (《春归昌谷》)。 “长思剧循环，乱忧抵覃葛” (《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终于发出了“狭行无廓路，壮土徒轻躁” (《春归昌谷》)的慨叹！
李贺体瘦神清，眉长相接(通眉)，头发稀薄，指甲不修。“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仁和里杂叙皇甫浞》)不但形体早衰，而且精神空虚， “生世莫徒劳，风吹盘上烛！”(《铜驼悲》)他深深懂得，在那种虚伪势利的社会，才华再美，如果得不到有地位，有势力的人来援引；如果自己不会逢迎阿谀，卑躬屈膝，也是枉然。
李贺无子女，将死时，把生平所著诗歌，编为四卷，交给友人沈子明。十五午后，沈托诗人杜牧为其作序。杜牧举其佳处九则，反复称颂，备致倾倒之情。指出： “勉为贺叙，然终甚惭!”传说上帝要修白玉楼，特召李贺撰文作记，那无非给这个生不逢时的薄命诗人，涂上一层浪漫色彩而已。李贺象一颗彗星划破了幽寂的夜空，留给我们的，是一串不灭的闪光的追忆！
杜甫的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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