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刘禹锡《赏牡丹》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白居易《牡丹芳》
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 徐凝《赏牡丹》
牡丹娇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 王毂《赏牡丹》
中国自古就有咏物传统,咏花诗是咏物诗的重要大类。“花”意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与精神价值。唐声势浩大的“尚花”风习和咏鹤热潮,以国花产生的方式,推动中国精神体验的攀升。
一“花”意象的审美精神价值
中国的咏花诗词从《诗经》初见端倪,《楚辞》初步建立了“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意象内涵。唐诗词上承诗骚与魏晋风流,将“咏花”诗词的书写推向极致。花风即唐宋风,因缘于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气而呈现不同的气象。文人个体命运遭际、升迁贬谪、物喜己悲等主客观原因又导致他们对于“花”的书写融入了强烈的个性特征,生发出摇曳多姿的文化风貌。从审美文化史、文人思想心态史、绘画史等多角度,可以窥见从唐积淀了怎样的文化底蕴和人格形态,揭示出唐人文精神、文化心态、文人审美趣味的流变。国花牡丹的精神气质,折射着潜在的文化裂变与重新整合,展示了中国文化精神整体的辩证统一构成的新境界。
二 牡丹晋身唐代国花的历史文化机缘
“尚花”时尚折射和牵动着时代气象。不同的时代风尚与不同的花的特质和意象内涵相契合,使某一种或某几种花形与神承载着当时文人的理想人格追求,彰显出时代之气象、文化之风貌以及文人的心灵世界。
牡丹花大色艳,层层叠叠,具有雍容华贵的丰腴之美,传达出磅礴的春天气势,因而具有成为盛世精神的最好象征和载体的潜质。隋代即有赏牡丹的记载,但直至盛唐,牡丹才真正取代六朝咏梅的遗风,成为占据咏花新宠地位的“国花”,洵非偶然。经过了将近四百年分裂、动乱之后,唐代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社会局面,成为整个东方世界最强盛的帝国。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畅通引入了外来文化,异国的服装、音乐、舞蹈、美术、宗教等等,都威为长安风尚。佛儒道三教并存,使唐代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态势。这种空前的大交流大融合,使唐王朝处于四方朝拜的尊者地位,洋溢着积极进取、昂扬奋发:雍容豪迈的精神。
这种盛世辉煌的精神也体现于建筑上。唐有三大皇宫,即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官。大明宫最大,位于长安城北禁苑东南的龙首塬上,以规模宏伟著称。大明宫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十月,于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完成,是为太上皇修建的避暑别宫,初名永安宫。贞观九年,改称大明宫,在其后的200余年间一直是大唐的政令中枢。这里有巍峨的朝堂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有国家最高的衙署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史馆、弘文馆、命妇院、集贤院,有碧水荡漾、风景如画的太液池,诸多的后宫别殿中的麟德殿旁夹城内,还有汇集文人墨客的翰林院。著名文人李白、杜甫、岑参、王维、自居易、韩愈、刘禹锡等都曾在大明官内活动,留下许多描写大明宫的文学作品。高宗于龙朔二年(662年)四月迁入大明宫(此时称蓬莱宫),并修建大明宫内第一座正殿——含元殿,有所谓:“含元建名,《易·乾坤说》曰:含宏光大。又曰:元亨利贞,括万象以为尊。”此殿长期作为举行冬至、元日的朝贺及登基、册封大典等重要仪式的场所,是大唐国力的象征,承载了二百余年风起云涌的大唐气象。
与此相应,唐代的宗教与世俗岁时庆礼,也规模空前。唐代的礼佛之盛,有玄奘法师在贞观年间西行取经归国后,在朝廷资助下翻译了大量经文典籍。更为空前狂热的是,唐皇帝曾七次于皇家寺院法门寺举行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开示佛指合利。此后唐皇帝每隔130年迎一次佛骨,成为举国参与的盛典。《旧唐书》中记载了迎佛骨的壮观场面:“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于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
唐代曾多次由宫廷举办皇帝“与民同乐”,***度元宵佳节的盛大活动。公元713年,宫廷组织了几千女子的队伍,在灯火通明的京城踏歌三天三夜。据(《旧唐书》记载:“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初,有僧婆陁请夜开门然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张祜《正月十五夜灯》云:“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灿烂盛大的“踏歌”场面,尽显盛世辉煌。盛唐的民间体育运动也极具气魄。清明拔河于唐为盛,唐玄宗李隆基在军队中积极推广,后从宫内梨园搬到宫外广场,变成全民欢庆的盛大集会。《唐语林》记载“明皇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词甚美,时人竞传之。”盛唐拔河所用绳子“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千余人开拔,其场面宏伟壮观,气势磅礴。
如此遍及朝野僧圣俗的盛唐气象,为其“国花”的追 寻注入巨大魄力。牡丹作为唐代备受推崇的“国花”,适逢其会地呈现出雄视百代的气势与襟怀,折射出大唐帝国的王者之风。说牡丹,便是说唐人的大气与雍容。
牡丹唐代甫一登场,就得到了国君爱宠并予以大力推崇,视为奇赏,旋即名倾朝野,推之民间,使“赏牡丹”成为举国若狂的盛事。据李肇《唐国史补》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馀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这“牡丹热”一直延续到北宋,横跨两代。此间,唐和北宋文人更是争相歌咏。
这里必须谈到大诗人李白。开元中,皇宫内庆兴池东沉香亭前牡丹盛开,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乘夜游赏,招来翰林待诏李白赋诗助兴,风华正茂,英姿勃勃的李白借花喻人,以牡丹喻杨玉环,写下了千古名作《清平调》辞三章: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关于这三首咏牡丹诗的成诗过程,古书记载大致相同,不外是“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辇,诏梨园弟子李龟年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上日:‘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承诏,犹苦宿醒未解,援笔赋云……”较之这种说法,《唐诗纪事》中的记载似乎更符合李白“诗仙”的天才禀赋“明皇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自己醉。左右以水颓面,稍解。授笔成文,婉转精切无留思。”李白于深醺之时,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旷古奇才,当是如此状。这三首诗借花喻人,巧妙摄取杨玉环与牡丹相通的特质——大气雍容、体态肥酿、艳压群芳、宠冠后官的至高地位融于一体,形神两入,达到了人花合一的完美境界。
牡丹成为“国花”与杨贵妃的得宠有着内在联系。初唐以至盛唐前期,文化审美意识与文人的精神仍沉浸在前朝旧梦里,梅花绍承六朝遗绪,仍为文人追捧。而此时也正是另一位与唐玄宗相关的美人——梅妃江采苹得宠之时。《梅妃传》云:“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逊,世为医。妃年九岁能诵《二南》,语父曰:‘我虽女子,期以此为志。’父奇之,名曰‘采苹’。开元中,高力士使闽粤,妃笄矣,见其少丽,选归侍明皇,大见宠幸。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几四万人,自得妃,视如尘土,宫中亦自以为不及。妃善属文,自比谢女,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笔不可描画。性喜梅,所居阑槛悉植数株,上榜日‘梅亭’。梅开赋赏,至夜分尚顾恋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戏名曰‘梅妃’。”从记载中可知,在梅妃身上,梅花与美人合二为一,花即人,人即花。“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且内在修养极高的梅妃在当时得到了唐明皇的专宠,梅花清净素雅的美质依然颇受认同。而杨玉环替代了梅妃宠冠后宫,也使牡丹伴随她一起登上历史人情物态的审美峰巅,成为一代至宠。梅花则与梅妃一起走向了边缘。梅、杨替代的背后有着某种隐喻,宣示着光芒四射的大唐盛世的全面到来,一种大气雍容、雄霸天下的文化精神开始居于统治地位。梅花转化为牡丹恰是这一历史文化禅代的最突出表征。
而李白的创作恰使这一文化选择得到成全,牡丹正是凭藉李白的《清平调》辞三章与盛唐最高的政治中心结缘。这三首诗及其
典故传为千古佳话,集中了太多人间至美的因素,聚合了几个“第一”——唐玄宗李隆基位居九五之尊,为权威第一;杨玉环是美人第一;李白是诗人第一;李龟年是当时歌者第一;高力士是内官第一。几个第一因“牡丹”而汇聚,***同托举起牡丹“国花”地位和王者风范的精神气质。
三 雅俗同赏国花的狂欢
提起唐代极写牡丹的绝妙诗篇,当然要说到刘禹锡那首风流倜傥的《赏牡丹》,以白描创造出情深词显的境界,含不尽之意尽在象中: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前两句以芍药、芙蓉两种绝色花卉的美中不足,而“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两句随之喷薄而出,以一个“动”字,将牡丹艳压群芳的王者之美,以及牡丹花开时长安倾城观赏、万人空巷的轰动盛况,“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地投诸于读者无尽的审美联想中。唐代文人热烈的吟咏诞生了不少流光溢彩的传世佳作,将牡丹作为“国花”的王者之美烘托得淋漓尽致,如徐凝之《牡丹》:“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皮日休之同题诗作:“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以及徐夤之《牡丹花》:“万万花中第一流,浅霞轻染嫩银瓯。能狂绮陌千金子,也惑朱门万户侯。朝日照开携酒看,暮风吹落绕栏收。诗书满架尘埃扑,尽日无人略举头。”另如“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徐凝《寄白司马》)、“牡丹娇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王睿(一作王毂)(《牡丹》)、“牡丹一朵值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张又新《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自 居易《买花》)、“金蕊霞英叠彩香,初疑少女出兰房”(周繇《看牡丹赠段成式》)、“开日绮霞应失色,落时青帝合伤神”(唐彦谦《牡丹》)。
人咏花,花映人,彼此间彰显着雍容华贵、灿烂绚丽和大气磅礴,***构着自信开阔、昂扬奋进、雍容大度的时代风神。唐舒元舆在其《牡丹赋》中的句子代表了时人心目中的牡丹形象:“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满室。叶如翠羽,拥抱比栉。蕊如金屑,妆饰淑质。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秾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让其先,敢怀愤嫉!”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进一步发掘了牡丹冠绝群芳的劲心刚骨的品格:“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牡丹冠天下。是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葩,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安得以‘富贵’一语概之!”由此可见唐宋之世对于牡丹花容花品卓绝于万花的高度肯定。
牡丹意态,雅俗***赏,但其精神内核深处蕴涵着以李白为代表的诗酒风流和人格精神,以及那个时代政治文化对这种人格行为的双重包容。牡丹敢于违抗武后之命,特立独行,傲世不迁的性格恰如传为李太白敢让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笑傲王侯的盖世豪情。牡丹花期前后只有二十日,但在这短短的时光里,却演绎了最为辉煌风光的生命,亦如同李太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积极进取、锐意立功的昂扬品性牡丹暮春而放,其时春花俱凋,独立收尽春光,颇可引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睥睨自雄名士风范为同调;牡丹被贬而不自弃,蓄势待发,终使洛阳独名其为“花”,又何尝不令人想起李白怀才不遇之时却葆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寥廓浩然的豁达之怀?
“牡丹”所象征的,是声色之美与性情之美完美融合的大唐盛世的精神,亦是唐代文学的主体风貌。张潮在《幽梦影》中说:“牡丹令人豪。”唐人以源自生命本真的奔腾澎湃和盛大开阔,酣畅恣肆的自由思想,开放健康的进取精神,“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以此滋育着牡丹意象,以牡丹意象滋育着人的意志品格,其内在精神的结合点,就是这个“豪”字。即便安史之乱后,国运日颓。但牡丹的“国花”地位却没有动摇,文人诗家继续赋写牡丹,只是其中渗入了一种变调,由对牡丹的一味赞美歌咏转化为通过讽喻来反省盛唐。以白居易的新乐府为代表的一系列诗作,上承《诗经》讽喻传统,以讽世和议政的意识,反思盛唐,兼及以杨贵妃误国为戒。其《买花》诗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牡丹芳》诗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二诗的创作立意诚如诗人自述“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种写实讽世的创作意图,为鲜艳的牡丹涂上一层忧郁的色彩。至唐末五代,咏牡丹的诗作中则连讽喻也没有了,成为一种隐约间的遥远追忆。进入一种个人化的欣赏。陈与义其《牡丹》通过咏牡丹,抒发兴亡之慨、乡关之思: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牡丹意象在五代、宋的私人化过程中,联系着乱世忧患,也触动了个人的乡关身世之感。这种国花在唐代的公***化,以及在五代、宋的私人化,使之含蕴深厚,历久不衰地扣动人的心弦。
唐代朝廷打破魏晋以来世族阀阅的政治 选举垄断,庶族士人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心中充满着梦想的欢悦。同时,都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扩张、民生富庶,也使市井尘俗细民产生了文化审美的需求。如此,王公权贵的喜尚和士人勃发的欢悦、社会大众的需求相契合,构成“牡丹”怒放的时代文化心理的场境。然而,这个场境因热闹而浮躁,由泛众化而蕴浅,使“牡丹”意象不得不在骨子里沾上唐代社会文化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