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是从功能的角度对"风雅颂"进行解释的。
原文: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译文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
“变雅”的诗就出来了。于是“变风”、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
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选择吟咏自己情感的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但“风”只讲一个邦国的事,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记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说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是先文王用来教化的,(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正始之大道,是王化之根本。所以《关睢》的意思是乐意得到淑女以配君子,也就是忧虑君子进举贤德而不要一味沉溺(nì)于美色。留恋窈窕之女而思慕贤德之才,这样无伤于善道,就是《关睢》之篇的要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