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说：“若国破家亡，文人和匹夫又有甚区别。”于是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在国家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时，年轻又不失傲骨的他回国了。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他的文学作品洋溢着爱国气息，热情奔放，激流勇进的文风激励着爱国人士，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在整个五四文坛中，他的作品风靡一时。
郭沫若是个奇才，这样天赋凛然的学者，他的文学作品博大精深，具备着历史的厚重和新文学的新颖，汇融透彻，气势磅礴。他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匠、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匠。郭沫若的在诸多领域上都具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犹如三座高峰，对于后世的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
尤其是在新诗上，他的新诗诗集主要创作于五四运动期间，其中最具有时代特征以及新诗所具备的特殊风格的是《女神》，其中收录有《凤凰》《女神之再生》《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歌创作，他的诗歌在体裁上完全打破了律诗在格局和押韵上的束缚，自由奔放，在创作形式上更为灵活，而且在传播和影响上使得大众更为容易接受，打破了文人雅士对于诗词歌赋的垄断。
慷慨激昂的爱国精神溢于言表，在唤醒爱国民众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这一时期的新诗作品为后来的新体诗打下基础。思想上，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所遭受的苦难如同涅槃的凤凰一般，极大的鼓励了爱国运动的发展，当时的年轻学子们也将这种苦难中凝望希望的气氛烘托到了最高点。
其次是历史剧，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剧作，其中包括了《屈原》《蔡文姬》《卓文君》《棠棣之花》等著名的巨作，他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抓住历史所包含的精神，对于历史事实并未过多的追求还原，这一新的创作思想，引来了历史剧的创作高潮。
将新诗的写作手法与历史剧相结合后，使得历史剧的艺术性，可读性大为提升。将诗歌的意境融入历史，升华了历史精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屈原》，这部作品具备着独到的艺术性以及实用性，在那个民生艰难的社会，所具备的批判性以及美好的愿望，将他的文学成就推至顶峰。
在史学研究上，他编著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篆》、《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在今天的甲骨文研究中依旧具有参考价值。
其所编撰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样将其深厚的史学底蕴展露无遗，是极为严谨而又浪漫磅礴的史学著作。这样一个天才，在史学上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对如今乃至将来的研究者都影响深远。
后世在对于郭沫若的评价中，褒贬不一，也难证其真实性，从个人观点上来看，郭沫若的私人感情，政治倾向，大多是为人茶前饭后的谈资而已，才子多风流，危难时期也并非人人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铁汉。
抛开这些，只看郭沫若的文学造诣，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天才，在笔锋下呕心沥血书写了自己的一生。这才是他在文学上对后世有所启发，有所助益，有所贡献的部分。观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他注定是文坛百年不倒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