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颜延之是第一个解读陶渊明的人，也是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第一人。他在《陶徵士诔》中盛赞渊明“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刻己之操”，而对陶诗的文学创作只有“学非称师，文取达指”八字。“沈约撰《宋书》，为他立传，传入《隐逸传》而不入《文苑传》，传文对渊明行事序之甚详，而于文章则无评语。”且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谈及宋代文学时，惟独忽略陶渊明。由此可见当时对陶诗文学价值的忽视。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的《诗品》仅列陶诗于中品，评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见对陶诗的不甚重视。“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道出了陶诗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并看出了陶诗蕴涵的“风华清靡”的审美特质。
对陶渊明作品最早做出较高评价的是萧统，他对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可见萧统对陶诗的喜爱，对渊明的安贫乐道的品格十分推崇。此外，王僧达、鲍照模仿、效法陶彭泽体，奉陶诗为楷模，也可说明陶诗在当时的盛行。
（二）唐宋时期
初唐以后直至宋代，陶诗日益受到重视，对其评价也越来越高。初唐田园诗人王绩多次退隐田园，在不自觉中接受了陶诗的影响。闻一多曾说过王绩是“是继承了陶诗这一嫡系真传的”。盛唐诗人孟浩然把陶诗的“真”趣和平淡清远的审美范式熔炼成自己诗歌的艺术生命；王维箸取陶诗清新、深厚、淡远的艺术精华；李白诗歌创作中大量引用陶句、陶事；杜甫以“风骚”类比，认为陶诗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并接受陶渊明田园诗中“真”的美学精神。
在宋代，士大夫对渊明的喜爱已成为普遍风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安石曾说：“渊明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苏轼对陶诗的评价极为精准，揭示了陶诗平淡深粹淳厚的艺术风格。在《与苏辙书》中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由于欧、王、苏在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极力推崇，陶渊明接受成果有了突破性进展，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曰：“陶潜诗平淡，出于自然”；南宋诗人辛弃疾留下的词作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千载下，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揭示了陶诗清真、淳朴的特质。
（三）近现代
朱光潜先生认为陶诗“恰到好处，适得其中”，达到“化境”的最高艺术境界。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其诗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钱钟书先生最早从接受史角度来研究陶渊明，他提出了“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的精到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