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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七月，黄河决口于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西)，滔滔洪水，“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夺泗入淮，势如“平郊脱辔万马逸，一夜径度徐州洪”，很快包围了徐州城。最高水位高出城中平地丈余。“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城里人惊恐万状，许多富商大贾争相逃离。当时刚上任三个月的知州苏轼，镇定自若，大声疾呼：“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表示“与城***存亡”，及时安定了民心。随着大水的压力，古城墙到处漏水。他组织全城百姓一面用柴草堵塞洞穴，一面加固城防。由于人力不足，他又趟水涉泥连夜赶到武卫营禁军驻地。禁军为皇帝直接指挥，州官无权过问。他言辞恳切，请求卒长合作。卒长为苏轼的精神所感动，当即回答：“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便急令士卒带着畚锸跟随太守筑城。城外洪水深达二丈八尺。苏轼身先士卒，“过家不入”，坚守城头，风餐露宿。他还命其他“官吏分堵以守”，各负其责。军民们见长官都这样拼命保城，也同心协力，奋勇抗洪。“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趾，长九百八十丈，高一丈，阔倍；公私船数百以风浪不敢行，分缆城下，以杀河之怒”。经过七十多昼夜的连续奋战，终于保全了徐州城。水退后，苏轼为徐州城以后的万全之计，又立即赶到城东北查勘荆山下的沟河，尽力筹划改造。并打算兴建石墙大堤，但未获朝廷批准。后经同意，仅建了一道木坝。还于第二年拆除戏马台上的危房霸王厅，用其木料在城东墙兴建了黄楼防洪工程。很快得到了朝廷的奖谕。
“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从这次抗洪到明代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五百四十多年间，徐州虽不断发生水患，但终有长堤为屏，却一直安然无恙。后人缅怀苏轼治水保城的功绩，就把他带领军民抢筑的长堤，称为“苏堤”。
苏轼还曾两次出任杭州地方长官，“居杭州积五岁”。一次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任杭州通判（注：通判：官名，州府副长官，有监察所在州府官员之权，凡民政、财政、户口、赋设、司法等事务文书，都须知州或知府与通判通署，方能生效。），另一次是在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任杭州太守。他在任内，多次主持杭州的水利建设。“坐陈三策本人谋，惟留一诺待我画”。诗句记述的是他在杭州复修六井、疏浚茅山河和盐桥河、整治西湖以及开钱塘江石门四件事。前三件均完成，唯第四件由于调任，未能实施。
复修六井，解决杭州居民用水。杭州于隋代建市，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但由于濒临大海，“其水苦恶”，给人民生活与城市发展带来很大不便。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9年)杭州刺史李泌开凿了六井（六井：小方井、白龟池、方井、金牛池、相国井和西井，均居今杭州城西部沿西湖一带。）。“穴平地以为凹池，取诸西湖而注之，此使然之井也。其功大，其费多，其利民也博”。这些井，也就是大小不等的地下蓄水池，引西湖水经暗管注入。唐穆宋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大诗人白居易任刺史，浚治六井，民赖其汲。宋仁宗时(公元1023?063年)，沈遘任知州，也曾疏治六井，并增凿了沈公井。当苏轼通判杭州时，沈公井已不能用，“六井亦几于废”，市民叫苦不迭。于是，关心“民间疾苦”的苏轼，便与太守陈襄组织市民重新整修了六井，终于解决了城市的饮用水问题。翌年，江浙一带大旱，水贵如油。而杭州居民却免除了久旱缺水之苦，全城人“汲水皆诵佛”，感戴苏轼办了一件大好事。十五年后，他出任太守第二次来到杭州时，发现用竹管引水需要经常更换，且不易维修，以致井水短缺而水价昂贵，于是又将引水竹管一律改为瓦筒，并以石槽围裹，使“底盖坚厚。锢捍周密，水既足用，永无坏理”。同时还开辟新井，扩大供水范围，使得“西湖甘水殆遍全城”。
茅山河和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南北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自北宋天禧(公元1017?021年)以来，江潮挟带的大量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房廊居舍，作践狼籍，园囿隙地，例成丘阜”。每隔三五年就得开浚一次，既有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况且，往年浚河挖出的淤泥一经大雨，复冲入河中，又使“漕河失利”。苏轼“率僚吏躬亲验视”，了解到两河淤塞，在于堰闸废坏。于是，他果断地调集捍江兵和厢军一千人，用半年时间，修浚城中的这两条河。接着，他又组织军民在串联两河的支流上加修一闸，使江潮先入茅山河，待潮平水清后，再开闸，放清水入盐桥河，以保证城内这条主航道不致淤塞。茅山河定时开浚，起到沉沙池的作用。自此“江潮不复入市”，免除了泥沙淤积之害。加上又在涌金门设堰引西湖水补给，较科学地完善了杭州城的水利系统。
今日西湖被誉为“人间天堂”，也是与苏轼的整治分不开的。